【中国党建网】 摘要(以韩国、其他国家为例)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地位特殊,意义深远,催人奋进。面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新使命,学习借鉴日韩在推进乡村建设方面有关宝贵经验,为我们锚定目标,勇毅前行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系统分析了韩其他国家两国有关做法,找到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政策、规划、绿色发展理念供给、科技人才培养和服务保障强化等发展战略的建议,以期早日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关键词:乡村、振兴、经验、建议;党二十大为我们擘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要实现农业农村领域的现代化,就必须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新时代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扎实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最终实现的重要战略举措。然而,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中国、其他国家和韩国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和农业特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中韩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使其仅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耗时百年的农业现代化水准,其他国家的乡村振兴运动对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城乡一体化也有显著效果。汲取韩国与其他国家两个发达国家在乡村发展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对于应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韩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发展进行全面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推进乡村振兴应实施加快政策、规划、绿色发展理念等供给的整体战略、科教人才战略和服务保障战略等发展路径,以期为早日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典型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一)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1.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的背景;韩国政府在1962年和1967年,相继实施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五年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然而,“先工后农”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尤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受农产品进口自由化政策的冲击,韩国农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由于政府过于重视重工业发展和出口,忽视了对农业的保护与投入,农民不得不承担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与生存压力,进而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分化越加明显,农业发展严峻萎缩等问题。据统计,韩国“一五”到“二五”期间第一产与第二产的GDP增速缺口从9.3%扩大到14.7%,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每户年均收入占城市居民每户年均收入的比例也从1962年的71%降至1970年的10%(资料来源:韩国内政部,平安证券研究所)。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大量农村人口也涌向城市,造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这又进一步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给韩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平衡城乡发展水平,1970年韩国政府提出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2]。
2.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的举措(1)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虽然面临政府基建资金不足的难题,韩国中央政府仍为农村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水利工程及修缮加固河堤基建和房屋改造基建工程项目安排了巨额资金支持。据不完全统计,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实施,截止1978年新建和改善的村级道路的长度达65680公里,改造和建设小桥数量达68797座,修缮加固的河岸总长度7839公里,建设水库24000个,农户通电率达98%,农民居住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达100%(资料来源:韩国内政部,平安证券研究所)。(2)推动农民持续增收。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刚起步时,国内农产品自给率仅为80.5%,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政府为了鼓励农业经营和增加农民收入,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政府主导粮食价格双轨制,引进和推广种植高产新品种的“统一水稻”。为提高种植面积和收成,政府支持“集团栽培”、技能培训和技术交流,对种植新品种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最终达到提高产量、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二是政府引导乡村自主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工厂。为提高生产效率,政府引进新技术,以达到集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新型经营模式逐步取代传统农业模式,这可将农业增加值留给农户。三是政府免除了部分农业的生产增值税,对一些困难的农民实施免税费政策。(3)强化农民主体地位。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是由政府主导、农民自行组织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其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3]。运动伊始,韩国政府仅仅发挥指挥棒、政策扶持和资金杠杆的作用,通过设置差异化的水泥和钢筋奖励等一系列“奖勤罚懒”政策,大力调动农民积极出资参与村庄建设,截止1979年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的投入资金总规模为2.7万亿韩元,但政府投入仅占35.1%,而村庄集资占比达到64.0%,在短短七年间翻了11倍(资料来源:韩国内政部,平安证券研究所)。在鼓励自主管理方面,韩国政府积极倡导村民自主组建成立了新村妇女协会、新村青年协会等村民自治组织,这些组织的参与为“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支持基层农协参与村庄开发建设工作,官员也积极支持村民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参与村庄规划和振兴项目的遴选与实施。(4)注重国民教育培训。新村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的核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培训国民新知识和新技能。新村教育初期重点关注国家核心骨干人员如国会议员等的教育[4],其后又逐步设立了专门针对农民、公务员、指导员的众多教育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工作经验的负责人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极大的促进了韩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培育农民的国民精神。新村教育十分重视对农民进行国民精神教育,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重点在于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弘扬了农村正气,改善了农民精神风貌,树立了农村农民互助互爱的理念,成为韩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进步运动。三是培训和推广信息技术。依托信息化平台,开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网络宣传工作,促进了韩国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居民观念的改变[5]。
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取得了成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抓准乡村发展的关键,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发展,达到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强调调动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增强农民积极性和凝聚力;政府注重打组合拳,既有专门机构抓运动,又有国家政策全方位支持发展;既有政府主导推动,又有社会和市场参与。韩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的开展切实达到了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目的,对世界各国农村建设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6]。
(二)其他国家乡村振兴1. 其他国家乡村振兴的背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二战后在美国援助下其他国家工业恢复速度可观,但农业发展却受到遏制。第一个原因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极大遏制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化肥、农药的大面积使用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推动,粮食产量的不断上升,但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增速慢于非农部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分化严重,1955-1960年间,农户家庭收入占全社会家庭平均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0%。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出过快导致有效劳动力严重不足,1955-1965年间其他国家农业就业人口从1498万下降至1086万,减少了27.5%,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则下降了17.2%。原因之三是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业高投入高产出发展,严重污染了土地、水源和农村环境,为了推动农业产业发展,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开启了造村运动,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乡村的重新振兴。2. 其他国家乡村振兴的举措;(1)重视法制建设;为引导和规范农业产业发展,其他国家政府在对原有的《农地法》、《农振法》等法律法规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的基础上,又针对乡村振兴工作先后制定出台了《离岛振兴法》、《奄美群岛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等“振兴八法”,其他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既获得了法律依据,又保障了农业农村事业的可健康持续发展。(2)重视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为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一是财政资金直接投入,1970年到1985年日本农业类预算从8851亿日元增加至26462亿日元,其中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比例也从20.5%提高到31.8%。二是政策性金融定向支持,通过指定机构给予农村地区政策性定向金融支持,如1953年成立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能为农林渔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利率比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低的中长期贷款支持。此外,政府还对地区内的中小企业在固定资产购置等方面给予税收优惠。(3)重视农业产业发展。为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其他国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切入,明确了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一是鼓励三种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行“一村一品”建设。号召每个村镇至少生产一种具有高附加值和本土特色且在全日本乃至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产品。二是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繁荣乡村产业。颁布实施的《促进在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法》适当放宽了农地用途管理,积极鼓励制造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批发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乡村投资建厂。(4)重视乡村绿色发展。因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大量城市污染物破坏了其他国家乡村生态环境,给农业生产环境、农村经济和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灾害。为了保护乡村绿色发展,在乡村内部规划建设方面开始注重保护与开发的协调性。一是严格保护农村环境。通过制定《土地改良法》等相关法律,明确了乡村振兴中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7],严格控制废弃物的违规排放,并对乱排滥放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以保护生态环境。二是注重乡村人文景观保护。为加强古建筑保护,不仅出台了《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而且进一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的潜在价值,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三)共性经验总结;从其他国家韩典型代表性国家的乡村振兴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两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不完全一致,但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一是高度重视政策、规划、绿色发展理念等供给,逐步形成了整体牵引战略;二是强化科教人才支撑;三是重视政府主导,鼓励多主体参与。本文从整体牵引战略、科教人才战略和服务保障战略这三个维度对两国乡村振兴共性经验进行总结。
图1 其他国家韩两国推进乡村振兴的相关措施示意图
资料来源:曹 斌(2018);宫崎猛(1998);藤田筑次(1988)。
1.整体牵引战略:可持续健康发展体系;其他国家韩两国为保障乡村振兴工作顺利推进,均采取了一系列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提升乡村福祉水平的举措,逐步形成了符合其农业生产特点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8](如图1所示)。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支持、金融扶持和税收优惠相结合的政策供给方式,其在1953年成立的专门服务于乡村振兴发展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现已发展成为拥有152家分支机构,7364名职员,资本金达4.652万亿日元的“其他国家政策金融公库”。而韩国由政府主导和推动设立了“中央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颁布了《农业·农村综合对策》,制定了《关于提高农渔业人生活质量及农山渔村地域开发的特别法》,2005年-2019年连续三次实施《提高农渔村生活质量五年规划》。此外,其他国家韩两国都注重强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保护乡村人文景观和农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在严格对乡村古建筑、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同时,通过设立专家咨询系统,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咨询、建议等服务。
2.科教人才战略:完善人力资源体系;其他国家韩两国非常重视科技、教育、人才等为国家乡村振兴提供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韩国1972年非正式方式成立了农家研修院,1973年成立了新村领导人研修院,鼓励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农业推广人员、农业技术人员、企业和科研机构等通过传授新的耕作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方法对村民进行培训[11]。其他国家政府每年补贴农协中央会、联合会等,通过网络和电视等形式多样的方式开展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等活动,强化对计划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进行有关经营管理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此外,两国都强调以开展教育培训、提高涉农人员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为手段,把经济发展、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以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为核心动力,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稳健发展并逐步壮大[12]。
3.服务保障战略:政府与多主体参与;韩日两国在乡村发展方面,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参与,激活村民自治体系。韩国政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专门成立了“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要求面、邑和市、郡两级公务员每人都要联系几个里进行帮扶,并严格落实考核制度。此外,还积极提倡在乡村成立邻里会等各种村民自治组织,并大力支持这些民间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为保障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日本政府不仅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农村振兴专门机构,还建立了由农林水产省牵头,国土交通省、厚生劳动省等多个中央单位为成员的乡村振兴联席会议机制,与此同时在基层各地建立民间团体和农协、农林渔协等农村合作组织,负责参与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确保地方与中央规划的有效衔接与配合。此外,日本政府还鼓励以经济服务为核心的农林渔有关协会和工商资本参与开办农产品加工厂、自营超市、医院、养老院、体育馆和文化馆等,在政策许可的地区,工商资本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13]。
二、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严峻形势,而且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任务依然艰巨[14]。因此,虽然我国人民正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但是在深刻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背景下,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在具体实施层面仍面临一些挑战。
(一)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不够健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各有关部委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有些工作仍待细化完善,比如我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目标应该把握分步实施、优先发展和因地制宜等原则,具体的时间节点和量化考核指标,并通过政策制定或立法规范等方式分区域、分步骤进一步明确具体配套保障措施。
(二)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农村资源要素配置不足,传统农业产业“留不住”人才,加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欠账”较多,乡村人才“不想留”。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别为90199万人和50979万人,占总人口的63.89%和36.11%,与2010年相比乡村人口数减少16436万,人口比重下降14.21%。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员占比仅为19.2%,55岁以上的为33.6%;初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不足10%,大专及以上比例仅占1.2%,专业从事新型技术应用、经营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扎根农村的专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整体学历程度都普遍偏低。由此可见我国农村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存在巨大缺口,具有“农村空心化”的表象[15]。
(三)部分社会力量积极性不高;目前,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缺乏工作机制、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方面有效的激励机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总体不明朗,没有把社会组织纳入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统筹谋划和一体部署,有针对性的服务保障举措的出台和优化进展相对缓慢,此外工作中还存在土地要素交易的制度壁垒、资本要素下乡的经营壁垒,乡村建设的初期投资大而短期内很难收回成本赢得收益等问题,导致部分社会主体对相关工作的参与保持观望态度。
(四)农村配套条件相对落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需要乡村与市场紧密结合,也离不开农村配套的可保障的基础设施与产业条件。农业技术人才流出、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性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和缺乏完整的产业融合体系。截止2022年6月,在基础设施方面,全国采用喷灌、滴灌等现代化的农业设施灌溉的耕地仅有26.2%;在流通设施方面,建有冷库的农村仓储物流体系仅有60.7%;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农村的普及率为58.8%,比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低15.6个百分点。在产业融合方面,我国种植业占比超过80%,而其他农业经营占比却不足8%,农业生产体系仍然是以小农经营为主,规模化经营农户人员仅占5.9%;在经营管理方面,农村生产的农作物、农产品未能与消费市场形成有效对接,传统经营模式即将面临淘汰,有相当比重的村落缺少电子商务经营和物流配送。因此,未来不仅需要持续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并提升投入效率,还需要注重培育一套产业融合的农村生产经营体系。同时,为促进城乡之间要素交流互动,还要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配置上精准发力,加快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三、对策建议;目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层面,我们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我国仍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6]。综合来看,“软条件”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的国家发展理念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承载主体的农民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渴望,为中国式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硬条件”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国家政策法规的出台完善、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支撑、国家与社会资金的支持和关注等方面为我国乡村振兴赢得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因此,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在不断累积,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目标。
基于我国目前乡村发展的现状,为不走弯路并实现弯道超车,国际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韩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乡村振兴计划既是“东亚模式”的呈现方式,也是推动韩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7]。日本实施的乡村振兴,对于推进其本国农业现代化转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日韩两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建设方案对完善我国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健全我国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结合自己对我国乡村发展现状的认识和远景的展望,构建了中国乡村振兴逻辑关系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乡村振兴逻辑关系示意图
(一)整体牵引战略:健康可持续发展体系;根据乡村振兴相关阐述,将整体战略框架划分成三个维度:社会方向——强化政策供给;经济方向——提升乡村发展质效;生态方向——重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根据现状分析归纳出整体牵引战略组合路径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我国乡村振兴组合路径示意图
1.政策供给:立体强化乡村发展后盾;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都有短板,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加强国家政策和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重要举措。一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加大对农村发展的财政政策供给,优先保障“三农”尤其是改善农村民生的资金投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优化财政资金分配体系。二是注重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探索完善财政奖补机制,通过财政支持、贴息政策和配套项目投入等综合配套,加大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积极扶持社会资本创办产业链条长、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产业[18]。三是完善其他支农体系机制,建立完善乡村碳汇交易机制,保护碳减排主体利益。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机具购置等方面的中长期资金需求。四是深化改革释放农村土地资产功能,加快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流转土地,将闲置宅基地盘活,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完善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逐步推动农村土地资产化。
2.规划引领:联动提升乡村发展质效;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农村基础异质性较强,合理规划配套体系并构建体制化运作模式,是我国乡村振兴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必要前提。一是适度实施集约型村庄建设。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村庄“空心化”现象,乡村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各地可结合实际,适度推进集约型村庄建设,待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后,规模优势得以发挥,可以提高农业产出率。二是提升乡村整体效益。各地要结合地域特点,做强做优农业优势产业。着力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农业与生态、文化和旅游等资源的融合,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可因地制宜,打造产业联合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特色产业,谋划“一村(县)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形成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互促的良性机制,逐步彰显农业的生态、文化、休闲、经济等方面潜在价值。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功能,促进数字技术和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三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建设水、电、气、路、管、网等基础设施统建统管集约型村庄,加快补齐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软硬件设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推进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文体、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目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使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质量等方面实现“等值化”。
3.绿色发展:重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19]。绿色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可持续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目标相契合。一要强化绿色高质量发展。在加强乡村产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建设的同时,加快农业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建设步伐,要依托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打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二要着力生态保护与修复。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防护和修复工程,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20]。三要实施碳减排行动。坚持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推进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大力推广种植业节能减排、畜牧业减排降碳、渔业减排增汇、农田固碳扩容、农机节能降耗,实现乡村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四要加强环境监测与污染治理。继续实施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完善乡村污水和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限制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减少农村内源性污染。
(二)科教人才战略:完善人力资源体系;1.科学技术:注重农业新技术研发应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9]。实践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科技、在知识、在人才,我们必须三轮同时驱动。一是着力农业新技术研发推广。我们要围绕重点领域发展需要,大力开展农业生物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多色农业技术等新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产品商品率和劳动生产率,切实解决农产品供给多样、粮食安全等问题,实现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二是注重数字农业技术的集成应用。用我国“信息化新基建”领域的新技术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转型,集成实现“天、空、地、人、农机”五位一体的生产模式。推广建设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逐步让中国农业走上高质高效发展之路。三是拓展数字乡村治理空间。打造“数字+乡村治理”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智能化供给,让数据多跑路,切实提高农民办事便捷程度。扎实开展智慧乡村、安全乡村、公共视频监管体系建设,全面构建5G时代中国乡村治理新格局[21]。
2.人才培育: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综合技术型人才,亟需政府协调利用各类教育和培训资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高素质人才梯队。一要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通过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大力培养乡村工匠,引导城市人才服务乡村。加强监督检查激励推进,着力让“一懂两爱”的干部人才愿意留在“三农”工作,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干事创业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既专又能的农村工作干部。二要畅通各类人才下乡渠道。政府要搭建农村创新创业绿色通道,支持大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城市务工返乡人员带项目、带技术等到农村就业创业,再带动就业,让知农爱农的人才扎根乡村。三要锻造“三个一批”专业人才,即政府部门协同农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基层单位形成合作,集中相关优势、独特资源和创新合力,共同培养一批适用性专业人才;“内部挖潜”方式,遴选一批“土秀才”、“土专家”;“请进来”方式,“柔性”聘请一批专家人才或团队。
3.知识教育:着力为振兴提供智力支持;根据基层干部和农民文化不高、新技术欠缺和精神文明水平低等现实,充分协调和依托高等院校、基层农业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广校、农业协会等单位和社会组织,科学设置培训内容,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三农”干部、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职业农民等的培训,以提升整体素质,切实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主要涉及的培训内容:一是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二是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技能。三是生态环保与精神文明理念。四是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传承和人文景观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的知识。
(三)服务保障战略:政府与多主体参与;1.党群结合:形成自治共治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任务和要求,指出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互动”[22]。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群结合,积极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逐步推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把握好党的全面领导这个关键[23]。健全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这一要求,确保乡村振兴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二是培育壮大村民自治组织。要尊重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和实行自治组织成员自律上的优势,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商发展,以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做到可持续发展。三是激发和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我们要着重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群体在乡村振兴的规划、实施、反馈、修订等重要环节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四是动员好乡村治理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给予乡贤和城市离退休回乡的人士村科技员、监督协调员等政治身份,积极邀请他们参与村务(社区)活动、村庄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工作,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吸收他们所提的合理化建议,推动乡村治理形成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良好局面。
2.体制法规:健全完善保障制度;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巩固乡村与市场、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切实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24]。一是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要保障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就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通过立法等形式完成政策化和制度化,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保障[21],对《乡村振兴规划》中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具化细化,确保阶段性任务能够如期完成。二是出台有效的推进机制。要在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投融资支持、文化保护和传承、生态系统重建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包容性的制度发展空间,同时在各执行层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工作协同运行机制,真正形成乡村振兴推进合力。三是着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要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抓手,在乡村振兴的配套制度层面明晰产权关系,尊重和保障农民财产性权利,切实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红利[20]。
3.服务跟进:营造良好振兴氛围;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乡村营商环境,简化办事手续流程,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一是依法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贯彻国家“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确保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能,推进廉洁审批服务,依法公开行政处理流程。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双公示”、“互联网+监管”、电子证照等工作系统协调配套,以方便企业和农民办事为目的,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标尺,不断优化审批服务,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逐步全面推行“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服务举措。三是强化执法服务。要注重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凝聚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共识,形成执法合力,加强食药环旅等领域的联合执法,开展农资打假、乡村环境污染、文物保护、金融乱象治理等专项行动,重点排查食药环、电信诈骗、非法集资、养老等民生领域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利益。
参考文献
[1]沈权平. 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演进及政策路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05): 49-57.
[2]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村改革路线图[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3]吴菊安.日本、韩国农业经营方式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经验及借鉴[J].世界农业,2016(5):30-34+72.
[4]安钦.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策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D].天津:天津大学,2012.
[5]冯献,李瑾.信息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03):174-181.
[6]邱春林.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以亚洲的韩国、日本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21(01):81-88.
[7]牛坤玉,李思经,钟钰.日本乡村振兴路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8(10): 10-15.
[8]曹斌. 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8(10):117-129.
[9]藤田築次,1988:《現代農業政策論:農業政策の課題と方向》,東京:家の光協会.
[10]宫崎猛,1998:《農業、農村環境創造の制度と政策》,堀田忠夫(編著):《国際競争下の農業・農村革新——経営・流通・環境》,東京:農林統計協会.
[11]李仁熙,张立.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及当下的新课题[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06):8-14.
[12]郭福昌.农科教结合的阶段、层次、基础和关键[J].教育研究,1994(05):10-13+21.
[13]http://agri.jl.gov.cn/xdny/dwjj/202003/t20200330_7008464.html,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外经处,2020-03-30.
[14]裴长洪,刘洪愧.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J]. 经济研究,2020,55(05):4-20.
[15]李实,陈基平,滕阳川.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问题、挑战与建议[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03):37-46.
[16]郭晓鸣,张克俊,虞洪,高杰,周小娟,苏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J].农村经济,2018(01):11-20.
[17]李珮瑶.东亚乡村社会政策的特征及评价[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6):75-83.
[18]韩柯子.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2022(08):108-116.
[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22-10-25.
[20]钟真,谢东东,查紫振.“十四五”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取向与关键政策[J].江海学刊,2021(02):113-119+254.
[21] 唐惠敏.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发展[J]. 2022(09). 农村经济.
[2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23]何得桂,韩雪.属性治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路径[J].农村经济,2022(05)
[24]曹斌.日本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启示,经济日报,2019年6月12日,第012版.
【姚远1,2 宋玉兰1 侯彤瑜3 梁斌2,4】
作者单位:
1.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2;(姚远、宋玉兰)
2.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姚远、梁斌)
3.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侯彤瑜)
4.新疆兵团农业大数据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新疆 石河子 832003)(梁斌)
【基金项目:兵团重点领域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新疆兵团红枣资源大数据及供销服务云平台研发与应用》,(编号:2021AB003、2021AB00301);兵团重大科研计划项目“新疆兵团棉花生产大数据关键技术及农业大数据平台研发应用”(编号:2018AA00401)】
【第一作者简介:姚远(1989-),女,博士研究生,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管理与乡村振兴研究,E-mail:891234383@qq.com ;通讯作者简介:宋玉兰(1979-),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经济增长。)】